蝴蝶鱼

　　一是求通。即在时间上，将有史以来中国历朝各代的慈善事业分门别类地上下贯通起来；在空间上，尽可能覆盖史料所能涉及到的全国各个地区，包括城市与乡村。但是在求通的同时又尽可能做到通中有专，即注意叙事的整体性与连贯性，故特在书首立有绪论篇；从古代部分调出慈善渊源篇单列；近代部分专辟一章概述教会在华的慈善事业；当代部分又专辟一章叙述港、澳、台地区的慈善事业；最后并附中国慈善事业大事记等等。

　　二是述要。因为中国慈善事业发生发展的时间大长，空间太广，内容纷繁复杂多样，自不可一一尽述，只能择其要者而言之。于是，我们立了绪论篇，主要概述慈善、慈善事业、慈善史研究的基本问题；立了渊源篇，主要探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慈善思想及其源流；古代篇中，主要论述的是中国慈善事业在封建时代的发生、发展及其演进的全过程；近代篇中，主要阐发的是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转型，近代慈善事业的内容、特征，近代著名的慈善家的思想、实践，近代慈善事业与民族精神的关系等；当代篇中，主要剖析的是建国后大陆慈善事业一度衰熄的原因，改革开放后的复兴以及慈善事业与政府救济行为、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慈善事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位置等。在述要的同时我们又尽可能做到照顾各个系统和类别的联系与统一，以避免有断章割裂之嫌。

　　三是出新。但凡叙史论事，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创新，即有新观点和新材料，这样的著作或许生命力会强一些。我们在本书中征引的资料，有不少都是第一手的或不为同行学者所使用的"新"材料。我们尤其尝试着提出了一系列我们认为有"新"意的一些看法，例如在绪论篇中，我们提出了慈善的概念、定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在渊源篇中，我们提出儒、释、道是中国古代社会慈善事业酝酿、产生和发展的三大思想源头；在古代篇中，我们提出民间慈善活动缘起于汉唐之际，在两宋时期呈现兴盛局面，到明清之交又获得继续发展；在近代篇中，我们提出慈善事业由传统走向近代化、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于甲午战争之后、近代慈善事业具有五大基本特征、慈善事业是调节与和谐社会的动力与重要力量等等论点；在当代篇中，我们提出了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有助于社会优良道德风尚的形成，有助于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见解。我们既陈述自己的观点，更尊重并介绍学术界同仁的看法。对于不同的观点，提出商榷，同时表明我们的立场，尽可能做到以理服人。当然，在追求出新的同时我们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例如关于慈善的定义，我们有着自己的基本看法，但对照历史上的复杂情形，有时会觉得一种定义的本身也还存在着局限性，不可能说明一切的问题。于是，我们提出了"官办慈善"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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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就大陆学术界而言，我应该说是相对较早地涉猎了慈善研究这个领域。这完全又是因为研究熊希龄的缘故。熊希龄是民国时期的大慈善家，为慈善事业几乎耗尽了下半辈子的全部心血，但身后却背负骂名，被指为"伪善"和"沽名钓誉"。大陆学术界曾经因为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建国后有近30年不谈慈善。过去，我们自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当有慈善，把凡是社会中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体都由政府的福利事业包起来，结果日久天长，政府便感力不能支，不得不向民间社会求助。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因为频遭各种自然灾害的打击，开始重视慈善事业。赵朴初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决定它是最人道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该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此话打破了过去人们头脑中的极"左"观念，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1994年，朱镕基做出批示："我完全支持这项事业"。李瑞环也指出："社会需要慈善"。于是，由民政部出面，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了。各省各市相应地建立起地方的慈善总(协)会。有些企业、社团甚至民间个人，也设立起慈善机构，因应着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不能否认，这些慈善总(协)会、慈善团体、机构与个人，在此后所发生的国际国内各种自然灾害与社会灾害的救助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调节作用与功能，成为和谐社会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动力与力量。

     追怀并环顾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发现慈善事业从来都与社会和人群不可分离。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与慈善事业的发展相伴随的。人们需要、离不开慈善事业，是因为人们无法躲避和抗拒各种自然的与社会的灾害。然而只要哪里有灾害发生，哪里就必定会有慈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事业又不啻各种灾害发生的产物。但是，慈善事业更是人类文明的使者，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崇高体现!因为慈善事业永远都敞开其博爱的胸襟，救灾办赈，给灾民和幸存者带来福音。并且慈善的力量也是巨大的。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2004年12月26日发生在印度洋上的一场地震海啸，近30万不幸者罹难，全世界无分人种和国界，相帮共济，全力救助，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献出来的资金便达近亿美元，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人道的精神和力量啊!看看今天慈善事业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调节作用与功能，就不难想象人类历史上是多么的需要和不可缺少慈善事业!我们中国也有着自己生存已久的慈善事业。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我想这种悲天悯人、积德行善的慈善救助事业及其观念，应该是这种优良文化传统中最为生动的内容之一!

      我很早就想要写一部中国慈善史的书了。早在1996-1997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就开始构架与收集各种相关的资料。但1998年我回国之后，担任的社会职务逐渐增多，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便相对地减少了，以至于我的这一研究计划也就拖延下来。加之我所指导的研究生也越来越多，不仅有硕士生，而且有博士生，我必须把相当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他们的身上。显然，我不能再像过去写《熊希龄传》那样地只顾个人奋战与独力耕耘了，我必须有效地兼顾和培养我的研究生，使他们也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

     于是我不得不思考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即如何带着我的研究生一块干。多年的实践证明，让研究生充当我的学术助手，随着我做课题研究训练和实验，并将这种训练实验与他们的毕业论文相结合，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尝试。本书的最初起步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尝试基础之上的：那是1998年我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决定将我的慈善研究计划付诸实施，遂向湖南省社科规划办申报了一个《慈善事业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的课题，次年，课题获准立项，我便让刚刚入学的我的99级硕士生曾桂林、胡志方、王国庆3人参与此课题的研究训练，意在既培养锻炼他们的研究能力、帮助他们产生形成各自的硕士毕业论文；也藉此为我的慈善研究计划奠定一初步的基础。因此，本书的基础性准备工作方面，也有着曾桂林、胡志方、王国庆3人曾经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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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篇

   第一章 慈善、慈善事业与慈善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第一节 慈善

一、慈善的释义及其源流

      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蒸"与"羹"两个词的。"慈"的含义比较丰富，就其源流来说，大致有三种。一是指母亲。古人常称自己的母亲为家慈。如唐代诗人孟郊的乐府诗《游子吟》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二是指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奉养。如《庄子·渔父》云："事亲则孝慈"。《国语》中也有"为义好学，慈孝于父母"之句。这表明慈与孝顺、敬重之意是相连的。三是指父母的爱。如《新术·道术》便称："亲爱利于谓之慈"。《左传》也有意义相近的记载："父慈子孝"。尔后，"慈"在此基础之上又引申出怜爱、仁慈等方面的寓意。如《新术·道术》中就有"恻隐怜人谓之慈"之谓。《左传·文公十八年》亦称："宣慈惠和"。唐代大儒孔颖达为之注疏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又云："慈谓爱之深也"。可见，在后世的语言运用中，"慈"的语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由原来较狭义的父母之爱扩展到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尤指人们对长者和孩童的关爱。如前引《国语·吴语》中称："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孟子》亦云："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三命日，敬老慈幼，无忘宾旅"。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言词论说应可视作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理论渊源。在佛家的经卷里，"慈悲"、"慈恩"、"慈航"、"慈天"、"慈云"等字眼，俯拾皆是。这也表达了以济世度人为怀的佛教僧徒们怜悯芸芸众生的宽阔胸襟。

     "善"的本义是"吉祥"、"美好"，与之相对的词是"恶"。许慎在《说文》中曾有如下解释："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义(繁体作"羲")美同意。篆文从言从羊，隶书省作善，二言有相善，君子之言吉，其嘉祥谓善"。许慎的这一解释也可从上古的典籍中得到印证，如《尚书》即有"彰善瘅恶"之句。孔子亦云："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后来，善被引申为友好亲善，品行高尚。所谓"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人迎人，害于戈兵"。从孔子所说的"与善人居，如人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我们似更能体会到善的伦理道德价值所在。后人也因之将节操高超、乐于助人的人称作善人或善士。

     由上可知，从语源学的角度，慈与善虽有一定夏别，但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两者的字义渐趋相近，均包含有仁慈、善良、富有副青心的意思。到南北朝时期，慈与善常常并列言：之，于是便有了"慈善"这一称谓，并为时人所习用。如《北史》中称崔光"宽和慈善，下忤于物，进退沈浮，自得而已"据现有史料来看，这可能是"慈善"二字合成使用的最早载录。再结合其他相关资料，我们大致可以断定：慈善关爱、怜悯他人的道德规范或观念，白先秦出现以来，中经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受儒、释、道等多元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一些地区已浸润人心，并成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所遵循的善行之指导。此时期，佛寺里的僧尼们组成了一些以施善济困为旨趣的宗教性慈善组织，而地方上的士、庶族、官僚、地主也有人发起了带地域性的慈善救济活动。尽管这种慈善组织和活动，还仅仅是少数善人嘉士的个别行为，尚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然而，毕竟涓涓细流是要汇成江河湖海的。发轫于先秦时期的慈善活动，自汉唐以迄民国，一直赓续相承，其间虽有盛衰起落，但却并未中辍停歇，且越到后来越呈发展的势头。从上述对"慈善"一词的语源、释义分析，当可蠡测到中国传统慈善的源远流长及其内涵丰富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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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展望

    通过回顾以往的中国慈善史研究，我们发现，其着力点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的慈善机构，如养济院、普济堂、育婴堂等。此外，对唐宋的慈善事业也有一定的研究。总的来看，这些论著都是断代史性质的专题研究。即使是日本已公开出版的《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的研究》(星斌夫，1985年)和《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夫马进，1997年)，也多局限于唐宋明清几个朝代，而非全面、系统的中国慈善通史。因而，我们认为在新世纪，在继承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挖掘新的史料，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这是中国慈善史研究取得新的突破、进展的关键。同时，众多学者在这一领域数十年的艰辛探索，也为我们撰写一部慈善通史作了一个坚实的铺垫，具备了客观条件。因此，中国慈善通史的研究应是这一领域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中国慈善事业进行比较研究，目前仍付之阙如。以后，研究者需在如下这些方面多下功夫：对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与中国近代的慈善事业进行比较；将近代教会在华办理的慈善事业与传统的近代的中国本土的慈善事业进行比较；将中国不同时期(朝代)不同地域之间的慈善事业进行比较；将中国近代不同的慈善家及其慈善家群体之间进行比较；特别还要将中国的慈善事业与外国的慈善事业进行比较；将中国古代的、近代的慈善事业与中国当代的慈善事业进行比较。比较什么?比较慈善事业的范围、内容、特征、机制；比较慈善事业办理的动机目的、组织机构、资金来源、筹款方式、运作模式、措施手段、作用效果等等。我们目前现有的慈善研究成果大多偏重于慈善机构的研究，对慈善家的慈善思想及其活动尚缺乏深入剖析，除有人对熊希龄、经元善、张謇等清末民初的慈善家有所涉及外，其他许多慈善家仍是属于学术研究的空白地，有待开垦。其实，明清以降，中国在区域性慈善事业发展起来之后，各地都有一些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士绅开展各项善举，对这些善人(或称慈善家)群体进行深究，是十分有意义的。如果将上述所开列的各个方面都展开研究，这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全面进展，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前景也就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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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慈源善本的传统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慈善思想
（一）西周以来的民本主义思想
    顾名思义，民本主义即是以民为本的思想。民历来就是作为君——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概念而存在的。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民的作用就逐渐为统治阶级所认识。商朝开国之主成汤对民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采取“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的利民、保民之策，从而得以笼络民心，取代夏朝。周文王也“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周朝建立后，更加重视民众的作用，提出“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注意采取惠民保民措施，推行包括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的“保息”六政。
     后世的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也从“民为邦本”的指导思想出发，强调赈贫恤患、救助老幼孤寡的重要性。管仲辅佐齐桓公时，为达到笼络民心的目的，提出“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兴德六策指“匡其急”、“赈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遣之以利”及“宽其政”。其中，“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赈其穷”则包括“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等内容。九惠之教指“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振困”和“接绝”等九项惠民之政。管仲认为，实行上述政策，百姓就能得其所欲，接受统治者的统治，使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也即是说，慈善事业的施行，与国家的治理振兴有直接的关系。管仲相齐达四十年之久，这些主张显然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齐国之所以能称霸诸侯，当与管仲推行的以慈善救济为主要内容的爱民、惠民政策密不可分。

    当时福特汽车公司完全是家族企业，几乎没有外来股份。老福特死后10%的遗产归他的四个儿女，90%归福特基金会。巨大的财富使管理和花钱成为伤脑筋的问题。此时基金会董事会大部分成员仍是福特家人，亨利是实际的董事长。他决心整顿基金会，使这笔巨大的财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刚好在此时他见到了罗恩·盖瑟（Ｒｏｗａｎ Ｇａｉｔｈｅｒ）。盖瑟学法律出身，当时正受军方委托将隶属国防部的一所研究开发机构转为私人公司，即现在知名的兰德公司。他为筹集资金，于1949年经人介绍会见福特，福特与他一见如故，立即聘请他负责基金会的整顿和改组，第一步是领导一个小组，调查“美国人民认为基金会应如何把它的资金用于为公众利益服务”，并提出报告。

    （一） 盖瑟报告

     1950年，盖瑟小组提出了长达3400页的报告，题为《关于福特基金会的政策和规划的报告》，据说是行程25万英里，咨询了1000名专家后得出的结论，被董事会誉为“代表了今天美国最优秀的思想”，后来有福特基金会“大宪章”之称。根据这一报告提出的精神和具体建议，基金会于1950年进行改组整顿，从此后来居上，不但从地方走向全国，而且从国内走向国际，一跃成为美国和世界最大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思想奠基人是1953—1956年任会长、1956年以后任董事会主席的盖瑟。他正式任职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接受了自1947年老福特去世后就决心励精图治的小福特的委托，对重整基金会提出方案。小福特给他的任务是，全权主持一个小组，“集中全国所能征集到的最优秀的思想来研究基金会应如何最明智地、有效地用它的资源造福人类”。盖瑟自称这个小组以两年的时间对美国文化作了全面的审视，目的在于找出严重威胁人类进步的那些问题的根源。1950年盖瑟向董事会提出了在福特基金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不但奠定了这家世界最大的基金会以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而且报告本身也被誉为“现代创造性的慈善事业最优秀的文件”。

    福特基金会的这一改组建立在无比雄厚的实力基础上，所以表现出雄心勃勃、以天下为己任的美国特色，而且根据当时时代的特点，一开始它就以社会科学为重点。报告书提出：“今天最关键的问题是社会的，而不是物质的——是来自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必须通过综合运用所有能够影响人类事务的知识”。改组后的基金会的宗旨是：“加强民主价值观，减轻贫困和不公正，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成就。”报告中也有“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地位”，“发现、支持和利用一切时代一切领域中的才华和领导”的提法。足见其雄心之壮、陈义之高。基金会确定工作重点在五个领域：

（1） 和平：促进国际间的理解，包括加强联合国及其所属国际机构间的沟通；

（2） 民主：促进民主制度，包括维护思想自由和民权、反对集权以及改进公职人员的遴选和决策过程；

（3） 经济：包括稳定高就业、经济机会平等、改进劳资关系、更好地保持经济生活中的自由与控制之间的平衡；（4） 教育：包括澄清教育目标，消除阻碍教育机会平等的宗教和种族障碍，更有效地利用传媒进行校外和成人教育；

（5） 对“人”进行科学研究：包括其价值观、行为动机和失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把这一研究成果充分用于民主生活的各个方面。